東西問·名家坊｜葛劍雄：文明互鑒和文化自信何以并行不悖？

　　中新社深圳6月24日電 題：文明互鑒和文化自信何以并行不悖？

　　——專訪著名學者、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

　　中新社記者 索有為

　　著名學者、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曾擔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，年近八旬的他于2024年3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學(深圳)圖書館館長�！爸夭倥f業(yè)”的葛劍雄日前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，暢談中外圖書館的異同與進步、歷史地理學的重要性以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等議題，強調(diào)在文化自信的同時，東西文化應互相尊重，實現(xiàn)美美與共。

　　現(xiàn)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圖書館館長是一所大學的重要學術崗位，您在年近八旬之際出任香港中文大學(深圳)圖書館館長，您心目中最理想的圖書館應該是什么樣子的？中外圖書館能給彼此提供哪些借鑒？

　　葛劍雄：一個大學、一個好的圖書館，不僅僅要有書、告訴大家這本書在哪里，還要告訴大家某個學科的學術前沿是什么，最新學術動態(tài)是什么，最新的資料在哪里，怎么去檢索……這就要求圖書館必須有一批專業(yè)的學科館員。

　　圖書館不僅是一個藏書、找書、看書的地方，還應該是全校一個信息、動態(tài)、思想、觀念集中的地方，而且要有新功能。我們要創(chuàng)新，給圖書館提供更好的條件，讓有限的資源、有限的空間更好地發(fā)揮作用。

　　沒有哪一個圖書館是十全十美的，圖書館有各種功能，有專業(yè)的圖書館，有公眾的圖書館，也有適合各個不同層面的圖書館。大學圖書館應該有它自己的特點。另外，現(xiàn)在各方面發(fā)展太快，即使在今天認為很理想的，可能明天就不是了，所以圖書館要根據(jù)社會的發(fā)展作出不同的調(diào)整，從這個角度講，我想最理想的圖書館只是在我心目中間，現(xiàn)在還沒有。

　　1985年，我第一次到美國哈佛大學的圖書館，后來也到其它大學圖書館，發(fā)現(xiàn)他們和我們的圖書館有很大差別。

　　我們當時的圖書館任務是把書管理好、保管好。比如古籍不讓看、不讓復印，拍照擔心閃光，也不可以。而美國圖書館的概念是每一本書最好都能來看，服務好讀者，讓書盡量地發(fā)揮作用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們的圖書館條件之前太差，經(jīng)過改革開放，館硬件有非常大的進步。像我們學校這樣的圖書館，和現(xiàn)在世界上任何一流大學、一流城市相比，我們都當之無愧，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圖書館理念也已改變，就是著眼于為讀者服務。當然，圖書館真正的理念、在人文方面的提升以及新功能方面還是很不夠的。

　　各種圖書館要根據(jù)不同的功能，實現(xiàn)很好的匹配互補。比如要求高校圖書館都要向公眾開放，這是混淆概念。特殊情況下，公共圖書館做不了的時候，在某些地區(qū)或者在某個階段，專業(yè)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為公眾開放，是一種彌補。在正常情況下，這兩者要區(qū)分開來，不然就造成資源的浪費；還有要求大學圖書館24小時開放也是沒有必要的，個別的特殊需求可以用特殊手段來安排。

　　現(xiàn)在大量電子資源在網(wǎng)絡上都可以找到，但很多人不會去利用。所以現(xiàn)在對圖書館資源合理利用、資源共享才是最重要的，圖書館永遠不可能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對于一個合格的大學生來說，歷史知識應該掌握到哪種程度？

　　葛劍雄：美國很多大學無論學什么專業(yè)，在本科必須學兩門課。一門是歷史，一門是藝術。藝術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、審美觀念。很多人都不明白歷史是什么，歷史是后人對前人前事有意識地選擇性地記錄。比如清朝皇帝的史料就有很多。如果不選擇，一般人不但看不懂，也沒有時間看。那用什么來選擇呢？用我們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念來選擇。

　　很多人誤解學歷史就是要知道一些知識，知道一個過程，其實學歷史主要是有助于確立正確的歷史價值觀，所以它的重要性超過其他學科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您是歷史地理學的權威，請您談談如何樹立起“世界中的中國”的概念？

　　葛劍雄：很多人誤以為歷史地理是既研究歷史又研究地理，但歷史地理不是歷史加地理，而是歷史時期的地理。中華文明怎么產(chǎn)生的呢？離不開當時的地理環(huán)境。你看當初曾經(jīng)滿天星斗，各地都出現(xiàn)文明曙光，比如良渚文明，但是其他的文明曙光之后都暗淡甚至斷絕了，只有黃河中下游地區(qū)的襄汾陶寺遺址等，之后發(fā)展到河南偃師二里頭。為什么呢？是因為這塊地方當時是最適合人類生活、生產(chǎn)、生存的。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的平原，土壤疏松，沒有茂密的植被，容易開發(fā)成農(nóng)田，而且它連成一片，這個管理成本很低。最后這里成為中華民族、中華文明發(fā)展的核心，并且向四方擴展。所以無論是中華民族還是整個人類歷史的發(fā)展過程，我把它歸結為兩條主線：一條主線就是不斷地適應地理環(huán)境、利用地理環(huán)境，一定程度上改造地理環(huán)境，這樣保證人類的物質(zhì)文明。另一條主線就是從精神上成為人，不斷地產(chǎn)生人性，鞏固人性，來克服獸性、生物性。但無論是物質(zhì)還是精神，都不能離開當時的地理環(huán)境。

　　到了今天科學技術發(fā)達，如果人們能夠順應地理環(huán)境，還是可以起到最大的效應。比如深圳，靠近香港，對外開放容易，這就是人文條件。又比如“一帶一路”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就是要發(fā)揮海運的優(yōu)勢，這離不開地理條件。一定程度上人們可以克服地理環(huán)境的障礙，但是利用它的話不是更好嗎？包括竺可楨對歷史氣候變遷的研究成果，第一階段靠考古資料，第二階段靠物候資料(主要是歷史地理)，第三階段靠方志，也主要是運用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。所以歷史地理學科未來對人類應該作出更大的貢獻。

　　我們一直強調(diào)中華文明是獨立發(fā)展的，這不是因為中華民族的祖先有什么特異功能，而是地理環(huán)境所決定的。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基本上都是環(huán)地中海周圍發(fā)展的，早期的印度文明基本上受希臘文明影響，而中華文明的確是獨立發(fā)展起來的，原因就是地理障礙。印度靠中國最近，也隔著喜馬拉雅山、青藏高原、橫斷山脈和印度洋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中華文明在歷史上找不到同其他文明進行有效交流的途徑，所以很長時間內(nèi)中華文明不了解希臘、羅馬、埃及，希臘、羅馬、埃及同樣也不了解中華文明。

　　但另一方面，人類之間必然有交流的需求，更主要有一種深層的需求�？傆腥苏J為我們祖先怎么不開放，開放的動因是什么？其實只有真正的需求才是動因。比如絲綢之路，張騫出使西域是偶然的，他的目的不是為了貿(mào)易，但絲綢傳出去之后外界就有了貿(mào)易的需求。中國對海洋也沒有需求，古代海洋對中國而言就是“漁鹽之利”，打魚、曬鹽，但鹽實際上也不是全靠海洋的，即使我們今天中國人食用的鹽中，海鹽只供應5%，其他鹽來自內(nèi)陸的鹽礦。對海洋真正的需求是航運，但古代中國并不需要。要知道在古代中國的確可以不需要世界，而世界需要中國。

　　所以我們現(xiàn)在兩種傾向都要防止，一種認為中華文明是完全同外界沒有聯(lián)系的，不是這么回事。最早的小麥、黃牛、綿羊就是外界傳入的，青銅冶煉技術也是巴比倫人傳過來的，后來物質(zhì)上傳播過來更多，佛教也是外面來的，并不是絕對封閉的。但另一方面，中國的確是長期沒有開放的意愿和需求，這也是事實。到了今天，我們就要知道，面對當今世界，中國不開放是不行的。

　　除了價值觀念，從思想上我們至少要了解人家。我們在文化自信的同時，也要文明互鑒。今天我們的開放，是歷史的必然，也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需求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從史學家的角度出發(fā)，您認為當下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鑒應該著重哪些方面，又該注意哪些問題，以更好推動人類文明進步？

　　葛劍雄：世界上各個重大文明，都有值得借鑒學習的地方，文明互鑒、文化互鑒和文化自信應該是并行不悖、相得益彰。片面地強調(diào)自信而沒有互鑒，會變成一種自戀、自我封閉、自娛自樂。因為任何一種文明、任何一種文化，都需要適應特定的時間空間，都不是一成不變的。

　　佛教傳入中國后，中國不但接受它，還把它變成中國文化一部分，所以文明的交流融合是廣泛的。但是對哪些應該接受，這是有選擇性的，中國從來沒有對哪個文明照單全收。對于文化自信這個概念，我的理解其實是文明自信。因為中華文明是我們以往創(chuàng)造出來的物質(zhì)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，總體一定要自信。但不是說我們所有的文化都一定是優(yōu)秀的，要認識到具體的文化各有千秋，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自覺地產(chǎn)生一種文化自信的概念。

　　這就是費孝通先生生前所倡導的：首先各美其美，大家都是文化自信；然后是美人之美，真心誠意地理解、贊美、欣賞其他文化的美；最后達致各種文化美美與共。大家都本著這樣的態(tài)度，既有文化自信，同時尊重其他文化，叫美美與共、天下大同。這個天下大同當然不是政治上的合一，而是大家和諧包容。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，才能夠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。命運共同體，離不開價值觀，離不開精神。(完)

　　受訪者簡介：

　　葛劍雄，復旦大學資深教授、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導師，香港中文大學(深圳)圖書館館長。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，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，第十二屆全國政協(xié)常委。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、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，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。主要從事歷史地理、中國史、人口史、移民史、文化史等方面研究。發(fā)表史學專著20余部、論文百余篇。從事國際學術和文化合作交流，曾多次參加國內(nèi)外文化、科考活動。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、國家教委(教育部)評為“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”。